《枕头人》大剧场版将在保利剧院上演 属于成年人的睡前故事

8月1日至4日，话剧《枕头人》大剧场版将在保利剧院上演。

之前，该剧在鼓楼西剧场已演至百场。反转的故事情节、尖锐的人性拷问、童话与现实交替的叙述方式、残酷与温暖并行的观剧体验，场场爆满，场场加座。《枕头人》成为“北京小剧场戏剧”之翘楚。

这部作品的编剧，是而今以《三块广告牌》等电影作品家喻户晓的马丁·麦克唐纳。在他投入电影创作之前，他天才的讲故事才能就已在《枕头人》上显露出来。

2014年鼓楼西剧场成立，周可执导的《枕头人》作为开幕大戏上演。

7月4日，今夏第一个最高温出现之日，在全新大剧场版《枕头人》与观众见面之前，记者在鼓楼西剧场见到导演周可。她一头短发，清爽的长裙，站在人群之外安静、知性，待人接物热情中透着一种坚定。她说起话来语速快，爱笑，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眸子也愈发明亮，望之令人忘暑。

被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情境和能量打动

北青报：最初是怎样接触到《枕头人》的?

周可：能做这部戏，我觉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最初在国外的剧场看到它的时候，其实40%以上的台词我是不明白的，但是我完全能够被舞台上呈现出来的那种情境和能量打动。当时就想做。但是这个剧本对我来讲太珍贵了，编剧能写出这么好、让我感动的故事，它就像一个宝贝，自己没有能量动它的时候，我觉得能不动就不动。没有找到合适时机、合适演员，不能将之呈现到最好状态的时候，我不想把它拿出来给别人看。

其后经历过很多事情。一开始鼓楼西剧场的李羊朵找我的时候，我正处于人生中特别不想排戏的阶段，我都已经逃离这个圈子，跑到云南去再也不想排戏的事情。后来羊朵到上海我家来，跟我说想做这个戏。我还一直劝她不要做剧场，做剧场经常会死得很惨。那个晚上她睡在我那个出租屋的沙发上，我们一直聊。我发现她跟我聊的那些，其实就是我几年前做“可当代”的时候不停想不停想的东西。做戏剧的人，最需要有懂戏剧的好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来帮助。我觉得简直是上天安排，最后这个戏要在鼓楼西来做。

北青报：排戏的过程是怎样的体会?

周可：跟我之前做的戏有很大的不一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做的都是女性题材的戏，婚姻啊家庭啊爱情啊，好像很符合对我这样一个女性导演的标签。但是排《枕头人》，我要面对四个男人，这四位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演员。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像在一个战场厮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枕头人，关键是剧本中这个枕头人还特别的多解。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层面去理解他。优秀的演员他们都很有个性，而且他们都曾经做过导演，都有自己的对这个剧本的认知，那我们就变成五个人在一起厮杀。那个过程很爽，痛并快乐。最后的呈现是我们五个人厮杀的结果。

一开始我作为观众，觉得这个戏特别打动我的是情感。那时我还没有去想更多的别的。但是排练过程当中碰撞出了更多。这就是戏剧的好，它不是上课，不是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是每一个在里面感受的人，你体会到什么，什么就是你的个体体验。

成戏过程是与演员一起“互相伤害”

北青报：你说成戏过程是与演员一起“互相伤害”的过程，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伤害”?

周可：因为剧中四个人物在童年时期都遭受过生理和心理上的虐待，所以成年后，他们都试图“掩饰”“遗忘”或者“对抗”心中那个弱小的自己。对于演员来讲，这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情感体验。很难用正常生活的感受来代替它。

为了激发演员身上那种善良与邪恶并存的特质，有时候会用一些“非常手段”，把演员逼出舒适区。比如饰演傻哥哥迈克的演员吴嵩，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善良、善解人意的“老好人”。可是迈克从八岁起就被父母虐待，以至于后来他的大脑不再发育，就停留在八岁的时候。这个被别人称为“弱智”的大男孩，本身是一只受尽欺辱的与众不同的“小绿猪”，却一心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其他孩子的“枕头人”。如何帮助演员找到特殊人物的感觉呢?当时专门针对演员设计了一个练习，内容和过程就不赘述了，结果吴嵩久久地在人物的感觉里不可自拔，任谁也无法靠近。过了很久，我才慢慢走到他身边，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北青报：一个戏演了五年，你们如何保持创作的激情呢?

周可：又跟这些演员在一起了，我特别开心。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平时大家都活在朋友圈里。今天早上一进来互相看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很温暖，在一起大家就是那种互相怼，特别可爱，好像一家人又见面了。

上一轮小剧场演出收官的时候，我真的是挺感动的。他们每次来都会说“我不想再演了，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太折磨人了”。但是每一次看到他们站在舞台上，都越来越接近那个人物。我就知道这个角色又唤醒了他，而他的人生经历也又帮他更补充人物，他们跟角色，都又给了彼此一个机会。

刚才跟演员见面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其实这五年来每一次在一起排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每一次我们都在往前走。这个是我特别欣喜的地方。所以我也很期待即将到来的大剧场演出，更大的空间、面对更多的观众，我们要怎么样去把人物更精准地呈现出来。

《枕头人》本来就是一个大剧场的戏

北青报：导演是讲故事者，此次大剧场版的《枕头人》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周可：一个残酷的、惊悚的、温暖的属于成年人的“睡前故事”。看了这个故事，或许你就无法入睡了。

北青报：身为一个女性导演，你却对驾驭这个苦难、暗黑的故事看起来蛮有信心。在此次成戏的过程中，你最纠结或者觉得最难呈现的是哪些?

周可：这个戏已经五年了，从第一版到现在，我们有三个卡图兰，三个艾里尔，每一轮的复排我们都试图往前再走一步。目前这四位演员是磨合得最熟的，也是最默契的搭档。所以，没有什么纠结的地方。

最难呈现的并不是外部的形式，还是人物最准确的感受和交流。因为这个戏里的人物都太复杂了。

北青报：大剧场版号称“从舞美、造型、多媒体、音乐各方面都在原有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再创造”，你对大剧场版最期待的是?

周可：当然是观众被故事和人物牢牢吸引，觉得好看、刺激、欲罢不能。

北青报：这一次从小剧场变成大剧场，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不同?

周可：“盒子”空间还是会保留。在这个“盒子”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是把它放大了，我们还给它增加了另外两个面。以前观众只看到审讯室和囚室，这一次“盒子”四个面，还增加了盒盖的部分，都会用于表演当中，也是为了适应大剧场的需求。

我特别想说的是，这次灯光设计我们请来了任东升老师，让我非常期待。音乐这次请来了张楚来做这个主题，张楚的音乐我读书的时代就非常喜欢。有一次上课，一个同学用《姐姐》这首歌做了音乐音响小品，我印象非常深刻。

北青报：《枕头人》在鼓楼西小剧场五年来演了很多场，尤其是2018年演爆各场，小剧场的票房口碑对你来说会形成压力吗?

周可：《枕头人》本来就是一个大剧场的戏。2005年我在纽约第一次看《枕头人》，就是在一个一千多人的大剧场里。之所以一开始做成小剧场，是担心这种暗黑题材的故事不容易被观众接受。五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大多数观众是喜欢《枕头人》的，这多少让人感到欣慰。所以这次进入大剧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没有觉得有压力，进入大剧场，应该有更好的条件来呈现故事和故事中的故事。

挑选剧本最看重故事及它背后的思辨性

北青报：你挑选剧本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周可：故事以及它背后的思辨性。

北青报：你的戏比较多元，比方说获普利策奖的《晚安，妈妈》，实验话剧《花木兰》，音乐剧《堂吉诃德之梦幻骑士》以及黑色幽默剧《一根骨头四条狗》等等，你比较喜欢的戏剧风格有哪些?

周可：一出戏我看剧本的时候，只要有一个点触动到我，我就会想要试一试。我喜欢未知的东西。没有尝试过的题材或者风格，我都想试一试。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的是一类作品：人物打破常规，特立独行，甚至有些偏执，最终用他/她的“非正常”来逼迫你思考你所认为的正常。

北青报：你获得导演经验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

周可：一部分是导演实践，另一部分来自我做编剧时候和好导演的合作。站在编剧的角度去理解导演的工作，这其实是很好的学习。还有一些间接经验来自于看书，看戏，看电影以及旅游。

北青报：对上戏你好像有很深的情结。好像当年报考上戏还有一段曲折的小故事?

周可：当年考上戏很戏剧性。是从报纸中缝看见了招生简章，除了知道潘虹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之外，我对上戏一无所知。但是和同学打了赌，不得不跑到西安去参加考试。原本想初试被刷了，就赶紧回学校复习高考。没想到，最后却误打误撞进了上戏导演系。

这些年参加招生，常常会感到脊背发凉。如果搁到现在，我肯定考不上。真的很感谢当年的招生老师，没有他们从“一张白纸”的我身上发现那么些小小的闪光点，我现在肯定完全不同的人生。

北青报：上戏四年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周可：氛围。那时的同学和老师都是非常有个性、有趣的人。我们班是导演系93级，在这之前五年没有招过导演。班上20个同学，各个年龄段，各种背景经历都有，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混龄班让我在上戏迅速成长。而且那时候，学校的学生很少，大家都很熟。四个专业的同学常常私下合作，导演系同学的汇报中，总能看到表演系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甚至还有舞美系同学的身影。

平时也没什么地方好去，除了在排练场死磕，就是在长明教室里侃大山。物质贫乏的年代，却给了在校学习的同学们丰富的精神交流的机会。四年里，我从一个戏剧白丁到爱上戏剧，得益于那个美好的氛围。

北青报：这次的演员阵容中，王子川、田蕤、朱启凤都有上戏学习的经历，排戏过程中会有更多默契吗?

周可：这几位都是非常个性的演员。我们的私交虽然都很好，但是一旦进入排练，还是该吵吵，该闹闹。如同戏中的人物，斗智斗勇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

在云南盖房子是活得很接地气的经历

北青报：上海与北京的戏剧环境你觉得有哪些不同?双城工作和生活状态通常是怎样的?

周可：上海的行业竞争没有北京激烈，生存环境相对舒适一些。上海的观众很友好，很礼貌，进剧场更多是为了放松和享受，比较务实。上海的戏剧市场也相对积极健康一些。观众对一部戏的喜爱都体现在票房的数字上。

北京行业竞争激烈，但其文化中心的优势还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和艺术爱好者聚集在这里。这样的观众进剧场是为了发现、思考、辩论、批判，所以和作品的互动性更强，对作品的要求更高，同时对好作品的热情也更高。演出结束后的评论，探讨也更加积极深入。

“双城”只是工作，生活还是在上海。其实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但每次来都是工作，有时间想约顿饭，却发现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太高了。所以我基本上工作完就默默地回上海。但是北京友人们对戏剧的热情还是很让我感到钦佩。

北青报：人到中年，你身上有一种沉静，更有一种感染力很强的活力，是因为喜欢与年轻人交往吗?

周可：我一直对年龄增长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12岁的时候就被人认为是20岁。所以我可能过早地失去了童年。既然这样，我就一直坚持20岁吧。

北青报：平时你有哪些兴趣爱好?

周可：喜欢盖房子，喜欢摄影，喜欢自驾游。

北青报：盖房子?你盖过房子?

周可：对，那是我离开“可当代”之后，在云南租了一个院子。那个院子在洱海边上，只有茅草屋，所以要把那个院子重新翻修，还要再新建房子。我那时候本来想在那边做民宿，所以就开始自己花了两年时间待在云南，从画图纸开始。一开始根本就看不懂图纸，我就去自学。画完图纸之后，就请工人来打地基、建房子。后来所有的设计图都是我给的，包括里面的线路图、水管图，都是我给的。一直到最后装修完成，还做了绿化什么的，就很有成就感。

北青报：现在明白了你当时在云南的那种心情了。

周可：对呀，我当时已经决定要在那儿做老板娘了，就想着怎么完全与世隔绝，不要再到城市里来了。其实在那边生活很好，没有任何虚头巴脑的东西，每天都很实在，就是劳动劳动劳动，活得很接地气。

如何爱与被爱这方面我们是地道的文盲

北青报：谈谈对你有影响的导演或戏剧文学作品?

周可：英格玛·伯格曼，彼得·布鲁克，黑泽明，马丁·麦克唐纳，这几位几乎都是集编剧和导演于一身的才华横溢型的能人。

英格玛·伯格曼让我看到了“真实与诗意”;彼得·布鲁克让我看到了“大道至简”;黑泽明让我看到了“情感与思辨”;马丁·麦克唐纳让我看到了“至暗时刻”。

黑泽明的《罗生门》，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基本的世界观：真相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认定的真相。彼得·布鲁克进一步在他的作品中阐明了他的观点：世界上存在着三种真相——你的真相、我的真相和真相本身。如果我们各自坚持自己的真相，我们就会离真相越来越远。我从这两位大师的身上，看到了理解差异和尊重差异的必要性。

马丁·麦克唐纳在《小绿猪》的故事中直接展现了对“不同”和“异己”的态度——小绿猪虽然被漆成了与其他小猪一样的粉色，但最终，一场绿色的大雨之后，它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可是要做到对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还必须要学会沟通和交流。英格玛·伯格曼在他的《婚姻风景》里提出：“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各种知识，我们知道什么是牛顿定理，什么是勾股定律，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爱与被爱。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地地道道的文盲。”所以，唯有“爱”能让我们超越所有的矛盾与对立。这是一堂大课，我只有从错误中不断地学习。

另外还有哈罗德·品特，爱德华·阿尔比，阿瑟·米勒。

北青报：排完《枕头人》之后，有想过未来你希望尝试的题材吗?

周可：一场祭祀一般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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