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起，2023年度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上海的五万多名考生走进考场，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高考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被深深铭刻，因为高考见证过一代代人的青春时光，同时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期盼与梦想。
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到几位来自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嘉宾进行分享，他们当中有人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有人参加过1978年的高考，也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的高考。来听听他们当年参加高考时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别样的记忆？
(相关资料图)
农场挑灯夜读，我考入了复旦新闻系
朱大建：上海作协理事、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1977年参加高考
我是1969届初中生，1970年下乡到江西，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尽管当时自己只是初中学历，对高考没有把握，但我还是通过刻苦自学，走进了考场，并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
当时，因为我在江西日报发表了散文《一把泥刀》，这篇散文是回忆自己初中学工时的工人师傅，显露出一定的写作才华，因此被借调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报道员。后来生产建设兵团解散，我被调回鲤鱼洲九团工作，鲤鱼洲九团后改名为鲤鱼洲五星垦殖场，我在政治处当宣传报道组长。学生时，我的人生志向就是想要像斯诺先生写出《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书，所以当年志愿填报的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希望能进入高校深造。
朱大建和同事们冬天在鲤鱼洲农场挑圩堤
当时农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菜没有油水，我们经常吃冬瓜皮炒辣椒、海带汤，就着辣罗卜干下饭。农场的工作非常繁重，春插，双抢，秋收，冬天要挑圩堤（见上图）。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我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中午，大家都在宿舍里午睡，我一个人独自坐在床边写散文，脚伸在床底下，小腿被蚊子叮咬了好多口，痒得我不停抓挠，皮肤都溃烂了。夜晚，我在油灯下躲在蚊帐里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鼻孔都被油灯的烟给熏黑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届毕业合影照，最后一排左二为朱大建
那年冬天，我是在垦殖场考场参加的考试。考试结束后，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最终以高分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从此开启自己的新闻和文学人生。
45年前的高考，我在知了声和卖菜声中答题
葛明铭：国家一级文学编辑、故事家、曲艺家、《滑稽王小毛》节目创始人，1978年参加高考
45年前一个夏天的清晨，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父母已经上班去了，桌上放着半锅泡饭和一根油条，油条旁的小碗里是浅浅的一泓酱油，这就是父母给我准备好的早餐。那天我居然独享一根油条，原因是我要去参加高考。
漱洗完毕，油条蘸蘸酱油，呼呼啦啦地一大碗泡饭下肚，拿了笔和尺就出门上路了。考场在南车站路上的大同中学，从我家到那里大约5公里左右；那时没有出租车，似乎也没想过要去乘公交，这点路一般都靠“11路电车”（步行）解决。
1978年7月21日《解放日报》报道，考生们全神贯注地伏案应试
虽然是决定我今后人生的一场考试，但心情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和淡定。走了40分钟左右，到了考场门口，肚皮里的那碗泡饭和一根油条早就消化掉了。校门口没有送考的家长，没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只有几位老师在引导考生入场。考试教室在进门右转一幢楼的二楼，按照准考证号码，我的座位是靠窗的，窗外就是交通要道南车站路，而对面是蓬莱公园。
考场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几十位农民摆开摊头卖菜（插图 罗志华）
考试时正是上班时间，马路上卡车、公交车，黄鱼车、脚踏车来来往往，喇叭声、车铃声一片喧哗，窗外行道树上的野乌子（知了）不知疲倦地鼓噪着。而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几十位农民摆开摊头卖菜，“鸡毛菜要伐？”“阿姨，洋红番茄买眼去！”“爷叔，毛豆子要伐？回去炒炒咸菜蛮灵个。”叫卖声此起彼伏，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考卷发下来了，我定一定神，开始做题，笔尖在考卷上逶迤，思维在考题中徜徉。渐渐的，窗外市井喧哗声越来越轻，消失于无声的考卷中……
进上海师范大学后第一张同学合影，左2为葛明铭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我擅长文字，所以当时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我的同学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其中不乏文化界、传媒界的知名人士。
当年全脱产复习，拼了三个月进了
施蔷生：高级经济师，原民进上海市委城市治理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等。现兼任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委员、上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特聘专家、上海东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等职务，1977年参加高考
当时距离高考备考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在商贸单位工作，已有5年工龄，所以可以享受带薪读书的福利。一个晚上，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在商议后决定一道参加高考，虽然我是72届初中生，毕业后一直在工作岗位，好在自己是兼职搞宣传的，所以决定报考文科专业。
我向单位领导提交申请并得到批准。当时我是班组副组长，又兼团支部宣传委员，工作还是比较忙的。好在当时自己年轻，经常不休息，并且有时还日夜班连做。领导相当支持我参加高考，让我三个月全脱产自学，而且不扣一分工资。邻居借我机电书和数学书学习，中学同学那时已经是复旦工农兵学员，他借给我文科考试预习题目，单位同事还在夜里特意送来考试用的复习资料。父母也是全力支持，基本上我家务不用碰。
1977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广大考生精神抖擞、满怀信心地迈步进入考场
就这样，我一口气拼了三个月准备高考，最终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那年我数学发挥一般，好在语文和政治分数还可以，高考作文写得不错，主要原因是作文与自己在实际当中遇到的案例有关。总结下来，当时参加高考，也没什么大的心理负担——父母不逼，单位支持，自己有工作，可进退自如，所以考场发挥较好。
前段时间，我参加研学团队去湖南时参观了曾国藩墓区。听雷颐教授专家在讲到曾国藩“落榜生的逆袭”故事时，我颇有感触：
曾国藩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两次名落孙山，第三次终于中榜。不仅如此，清代时的湖南赴试学子还面临着过洞庭湖时的生死考验。每届乡试之期，正是盛夏酷暑，洞庭湖汪洋恣肆，一遇暴风雨陡发，只得停船等候，有时十天半月都开不了船。为了能按时参加考试，有部分考生乘一叶扁舟，冒险赶路，常遇风涛……
大学班级合照，施蔷生为最后一排左7
如今，社会是否应该淡化对高考的“关注”，而家长和考生对于高考可以“淡定”一些呢？在人工智能科技到来的新时代，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径已经大大拓宽和多元化，不像我们当年，高考就是改变和决定人生命运唯一的出路。
那时候的高考，家长不送考
姜浩峰：资深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上世纪90年代参加高考
6月7日是高考首日，看到考场外有家长和老师送考，我又想起去年高考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送考？别把旗袍玩坏了！》，讲的是有些地方男性高中老师也穿着女式旗袍送考，这种“仪式感”蛮吓人的。其实，男士以前也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服装，上海话称之为“长衫”，北方叫它“长袍”，现在说相声的“工作服”又兴这种衣着了。一般来说，高中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知道孔乙己的，应该明白长衫才是男士适合的传统服装。
回忆我那时候参加高考，在上世纪90年代，无论高考或是中考，还鲜有家长送考的。至少在我的同学中，家长前去送考的几乎没有。平时骑车去上学的就骑车去考场，平时坐公交车的就坐公交车去考场。考完也有对答案的，大多数同学则是要去享受暑假了。
原因倒不是说家长不重视高考，而是感觉孩子迈出家门，家里不该再从头管到脚了。特别是对毕业班学生来说，他们该走向独立了！或迎接胜利的喜悦，或接受失败并重头再来，而家长送考，又无法包办日后的一切。只是不知道这样家长不送考的高考场景，是否会“昔日重来”……
2023年6月7日，上海家长和老师在考场外为考生送考（本报资料图片）
对了，我甚至想起自己参加中考那一年，有个同学头天语文考试竟然没来，原因是这家伙在游戏机房激战正酣，记错考试日子了。后来学校老师开证明说他发烧了，请求补考，好像也考取了高中，后来也考上了大学。不知道这当年脑子热昏的小子如今“混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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